
采访对象:化名“阿玛拉”,26岁,原籍乌干达中部农村,现居肯尼亚内罗毕一处非正式定居点。
第一部分:“他是酋长的儿子,有五个妻子,我是第四个。”
阿玛拉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,背景是一堵斑驳的土墙。
她很瘦。不是那种模特的消瘦,而是一种从骨头里透出来的枯竭。但她的眼睛很亮,亮得有些吓人,像燃烧殆尽的木炭里最后一点火星。
“别用我的真名。”她开口,声音沙哑,英语带着浓重的卢干达口音,“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还活着。在他们眼里,我已经死了。”
我问她从哪里开始讲。
她深吸一口气,像是要把整个乌干达的炎热都吸进肺里。
“从我嫁给他那天开始吧。2016年。我18岁。不,准确地说,我刚过完18岁生日第三天。”
阿玛拉的家在乌干达中部的一个村庄,离首都坎帕拉开车要四个小时。那里没有柏油路,手机信号时有时无。她父亲有三个妻子,她是第二个妻子的第三个女儿。
“我妈妈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。”她说这话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,像在背诵一段与己无关的历史,“父亲对我们不算坏,但也谈不上好。他供我读到初一,然后说没钱了。其实不是没钱,是他要把钱留给大太太的儿子去读技校。”
在乌干达农村,一夫多妻是常态。根据乌干达法律,习惯法婚姻明确允许一夫多妻。这意味着一个男人可以娶无限个妻子,只要他能支付得起彩礼。
作者声明:该图片由AI生成

“彩礼是按头牛算的。”阿玛拉比划了一下,“首妻最贵,要六到八头牛。后面的就便宜了。我,只值三头牛加五只山羊。”
她的丈夫叫约瑟夫,当时43岁。他是当地一个村子酋长的儿子,自称“商人”,实际上是在镇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铺,同时卖点自酿的香蕉酒。
“他第一次来我家,我躲在门后面偷看。他肚子很大,穿着不合身的西装,皮鞋上全是红土。他和我父亲喝酒,笑声大得整个村子都能听见。他对我父亲说:‘你女儿嫁给我,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’”
阿玛拉不想嫁。
她有一个偷偷交往的男朋友,叫伊萨克,在邻村种木薯。两个人会在黄昏时在芒果树下见面,偷偷牵手。伊萨克说他想去坎帕拉打工,攒够了钱就来娶她。
“但伊萨克拿不出三头牛。”阿玛拉说这句话时,嘴角扯了一下,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,“他连一头牛都拿不出来。”
约瑟夫拿得出。
三头牛,五只山羊,外加二十万先令(当时约合人民币不到400元)。这就是阿玛拉的价格。
“母亲为我说过话。”阿玛拉的声音第一次有了起伏,“她跪在父亲面前,说我还小,说她就是十六岁嫁人吃了太多苦,不想我也这样。父亲扇了她一巴掌,说:‘你是想让我把牛退回去吗?你有钱供她读书吗?’”
婚礼办了两天。
乌干达的传统婚礼分三个阶段:求婚、仪式、婚后生活。阿玛拉的“求婚”环节就是个过场。约瑟夫带着彩礼来,两家人喝酒吃肉,就算定了。
“我穿上母亲当年嫁人时穿的布裙,头上盖了一块红色的布。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,他们跳舞,唱歌,祝福我。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。只有我在哭。他们以为我是舍不得娘家,其实我是害怕。”
她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。
后来她知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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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:“大太太让我跪着给她洗脚,说这是规矩。”
约瑟夫有五个妻子。
阿玛拉是第四个。
“我第一次去他家,大太太站在院子中间,像一棵大树。”阿玛拉回忆道,“她上下打量我,像在看一头刚买来的母牛。然后她说:‘你知道规矩吗?’”
规矩很简单。
大太太掌管一切。粮食分配、家务分工、孩子管教,甚至丈夫“轮流过夜”的顺序,都由她说了算。新来的妻子要伺候所有“姐姐”,包括给她们洗衣服、打水、做饭,以及在她们生孩子时帮忙接生。
“最让我受不了的,是大太太让我跪着给她洗脚。”阿玛拉的声音开始发抖,“她说这是传统。新来的媳妇都要这样。我跪在地上,端着铜盆,她的脚上全是老茧和泥巴。我的眼泪掉进盆里,她看见了,踢了我一脚,说:‘哭什么?你父母没教过你怎么做妻子吗?’”
约瑟夫的院子很大,用土墙围起来,里面七零八落地搭了七八间泥屋。每房妻子住一间,厨房共用。院子里到处是孩子,光阿玛拉能叫出名字的就有十几个。
“丈夫不是每天都来。”阿玛拉说,“他有一个排班表,贴在大太太的屋里。星期一大太太,星期二二太太,星期三三太太,星期四……轮到我。但如果他喝醉了,或者不高兴,或者哪个妻子惹了他,他就不来。不来,那个妻子就会被嘲笑。”
我问她,妻子们之间会争宠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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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然会。”阿玛拉说,“不是因为我们爱他。是因为资源。丈夫来了,会带肉,会带糖,会给零花钱。他不来,你就什么都没有。你得靠自己的那点地种木薯、种香蕉,养活自己和孩子。”
在乌干达的一夫多妻家庭中,每位妻子理论上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和耕地,但前提是丈夫愿意给。如果丈夫不喜欢你,你连水都分不到。
“二太太和三太太经常打架。”阿玛拉说,“有一次为了一袋玉米面,二太太用烧火的棍子打了三太太的头,血流了一地。丈夫回来了,各打五十大板,然后把玉米面分成了两份。他说:‘再吵,都滚出去。’”
我问她,你有没有想过逃跑?
“想过。每天都想。”阿玛拉的眼睛终于湿了,“但我能逃到哪里去?回娘家?父亲会把我送回来,然后把牛要回去。去城里?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女孩,不识字,不会说英语(乌干达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斯瓦希里语,但农村人多说本地语言),我能干什么?”
她没有逃。
因为她怀孕了。
第三部分:“他咳血的时候,我以为只是肺结核。”
2017年底,阿玛拉生下了一个女儿。
“我以为生了孩子会好一点。”她说,“至少我有理由让丈夫多来我这边。但大太太说,生女儿不算完成任务。她要我生儿子。丈夫也说,再生,生到儿子为止。”
女儿三个月大的时候,约瑟夫开始生病。
“他先是瘦。瘦得很快。然后是咳嗽,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。有一次他来我屋里过夜,半夜咳醒了,咳出来的东西用布擦,我发现是血。”
她让约瑟夫去看医生。
约瑟夫骂她多管闲事。
“他说是肺结核。村子里好多人得肺结核。他去了镇上的诊所,拿了些药,吃了两个星期,不咳了。我们都以为好了。”
在乌干达,HIV感染率约为5.1%,而在多妻家庭中,这一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女性感染风险是男性的2到3倍。因为一夫多妻制下,丈夫在多个妻子间流动,加上婚外性行为普遍,病毒传播速度极快。
但阿玛拉不知道这些。
“我们那里没有艾滋病教育。”她说,“学校老师讲过‘安全套’,但没说清楚。村里人说艾滋病是诅咒,是巫师下的毒。得了艾滋病的人,大家都不敢靠近,让他们去死。”
约瑟夫好了几个月,又开始咳。这次更严重。
“他的腿也开始肿。走路都走不了。大太太说是他‘碰了不干净的女人’,二太太说是巫师诅咒。她们开始互相指责,说谁是‘扫把星’,谁把灾星带进了家门。”
2018年9月,约瑟夫死了。
从发病到死亡,不到一年。
“他死的时候,只剩一把骨头。”阿玛拉的声音轻得像一阵风,“眼睛凹进去,皮肤贴在骨头上,像一具干尸。他最后几天一直在说胡话,喊他妈妈的名字。”
约瑟夫死后,这个一夫多妻家庭立刻分崩离析。
“大太太拿走了所有的牛和地。”阿玛拉说,“她说她是正妻,按传统,财产都是她的。二太太和三太太偷了家里的粮食和锅碗瓢盆,跑了。五太太最年轻,直接带着孩子回了娘家。”
阿玛拉什么都没分到。
她只有女儿,和那间快要倒塌的泥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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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:“确诊那天,护士让我‘做好准备’。”
约瑟夫死后第三个月,阿玛拉开始发烧。
“不是普通的发烧。”她说,“是那种烧起来就退不下去,退下去又烧起来的。烧了半个月。我以为是疟疾,去镇上的诊所打针。打了好几天,没用。”
诊所的护士问她,丈夫怎么死的。
“我说是肺结核。护士看了我一眼,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她说:‘你应该查一下血。’”
2018年12月,阿玛拉在镇上的卫生中心做了HIV检测。
“结果出来那天,是下午三点。”她说,“卫生中心很吵,有人在哭,有孩子在打针,有护士在吵架。给我看结果的护士把我叫到一个单独的房间。很小,只有一张桌子,一把椅子。”
护士告诉她,她HIV阳性。
“我当时不懂什么叫‘阳性’。我问护士:‘是疟疾吗?’护士说:‘不是。是你丈夫传染给你的病。治不好的。’”
护士让她“做好准备”。
“我以为我马上就要死了。”阿玛拉说,“我问护士我还有几天可活。护士说不知道,也许几年。她说如果你有钱买药,也许能活久一点。”
在乌干达,虽然政府自2004年起提供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,但在偏远农村,药品供应时断时续,医疗资源极度匮乏。很多患者根本不知道有免费药,或者知道了也拿不到。
“我没有钱。丈夫死了,家里什么都没有。我抱着女儿,坐在卫生中心的门口哭。天黑了,一个打扫卫生的老太太过来跟我说:‘别哭了,哭也治不好病。回去好好吃饭,能活一天是一天。’”
她抱着女儿走了两个小时的路回家。
一路上,她在想怎么死。
“我想过跳井。”她说,“村口有一口井,很深。我想抱着女儿一起跳。但走到井边,女儿哭了。她饿。她哭得很大声,整个村子都能听见。我站在那里,抱着她,看着井口,站了很久。”
她没跳。
不是因为勇敢。
“是因为我女儿吸我的奶。她吸的时候,我突然觉得,如果我现在死了,她怎么办?大太太不会养她。娘家不会要她。她会饿死,或者被野兽吃掉。”
阿玛拉决定活着。
哪怕只能活几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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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:“逃跑那晚,我把女儿绑在背上,踏上了三天两夜的逃亡路”
2019年3月,阿玛拉决定逃。
“我不能再待在村子里。”她说,“消息传开了。全村人都知道我得了艾滋病。有人往我家门口扔石头,有人指着我说‘瘟神’。连我母亲都不敢来看我。她托人带话,说让我‘别回去了’。”
她变卖了唯一值钱的东西——一个铁锅和一个水桶。换了三万先令(约人民币60元)。她把女儿用布绑在背上,带了几块木薯饼,趁天黑出发了。
“我要去肯尼亚。”她说,“听说那边对艾滋病患者好一点,有免费的药,有组织帮忙。”
从乌干达中部到肯尼亚边境,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。阿玛拉没有车,没有手机,不会英语,怀里揣着一个艾滋病诊断证明。
“我走了三天。”她说,“白天躲在树林里,晚上沿着公路走。有几次,路过的卡车司机停下问我,要不要‘帮忙’。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。我跑了。”
第三天夜里,她遇到一个女人。
“那个女人在路边卖烤玉米。我饿得走不动了,女儿一直在哭。她给了我两根玉米,没要钱。她问我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。我告诉她了。”
这个女人是一个性工作者,常年在边境线上“做生意”。她认识一些人。
“她帮我找了一辆走私粮食的卡车。司机是个索马里人,不会说英语,只会说斯瓦希里语。他不会白帮我。我付了那一万先令。”
卡车在夜色中穿过边境。
“过境的时候,我趴在粮食袋子里,女儿在身下,我捂着她的嘴,怕她哭出来。边境检查站有灯,有士兵,有狗。我心跳得快要死掉。”
卡车开进了肯尼亚。
阿玛拉逃出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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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部分:“内罗毕不是天堂,但至少我有药。”
内罗毕的基贝拉贫民窟,非洲最大的城市贫民窟之一。
阿玛拉住在这里。一间铁皮房,月租1500先令(约人民币90元)。没有窗户,没有厕所,地上铺一块旧床垫就是床。
“刚来的时候,我什么都不会。”她说,“我不会说斯瓦希里语,不知道去哪里买药,没有钱,没有朋友。”
她在基贝拉流浪了三天。睡在教堂的台阶上,捡菜市场扔掉的烂菜叶吃。
第四天,她遇到了一个乌干达同乡。
“那个女人叫格蕾丝,比我大十岁。她也是逃出来的。她的丈夫打她,差点把她打死。她带我去了一家国际NGO的诊所。”
那家诊所在内罗毕市中心,专门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抗逆转录病毒药物。
“我第一次去,护士给我做了检查。我的CD4(免疫细胞)只有180。正常人是500到1500。护士说:‘你再来晚三个月,我们就救不了你了。’”
她开始吃药。
每天准时吃,不能停。
“药很苦。”阿玛拉说,“一开始吃的时候,头晕,恶心,吃什么吐什么。我以为我要死了。但护士说坚持,坚持一个月就好了。”
她坚持了。
一个月后,病毒载量开始下降。
三个月后,CD4回升到300。
“我活下来了。”阿玛拉说这句话时,眼泪终于掉下来,“我没想到我能活下来。”
但活着,不等于解脱。
第七部分:“终身刑期。每一天,每一粒药都在提醒我。”
阿玛拉现在靠打零工为生。
她帮人洗衣服,一件50先令(约人民币0.9元)。一天能洗十几件。偶尔去建筑工地搬砖,一天能挣300先令(约人民币5.4元)。
“够吃饭。但不够别的。”她说,“女儿要上学,要买衣服,要打疫苗。我什么都给不了她。”
最让她痛苦的不是贫穷。
是药。
“我每天都要吃药。早上六点,闹钟响了,准时吞下那些药片。不能忘。忘了,病毒就会回来。每一天,每一次吃药都在提醒我——我有病。我快死了。”
她说,艾滋病像一条蛇,缠在她脖子上。
“你逃不出。不管你跑到哪里,不管你换了多少名字,它都在。你照镜子的时候,看到的是一个有病的人。你走在街上,觉得每个人都在看你。你咳嗽一声,就害怕是不是发作了。”
我问她有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“没有。”她说,“我不敢。告诉别人,别人会怕我,会赶我走。我告诉过格蕾丝,她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但后来她也怕了。她说她不是怕我,是怕‘那个病’。后来她搬走了。”
她现在一个人。
没有人说话,没有人帮忙,没有人在她发烧时给她倒一杯水。
“我有时候想,我逃出来到底对不对?”阿玛拉说,“如果我留在乌干达,也许已经死了。但我还活着。可活着又怎么样?每一天都是刑期。我没有未来。我不能结婚,不能再有孩子,不能有梦想。”
她的女儿今年六岁,健康。
“我每个月带她去查一次。她没有感染。这是上帝给我的唯一的恩赐。”
但她不敢想女儿长大后怎么办。
“如果她知道妈妈有这个病,她会怎么看我?如果学校知道了,会不会开除她?如果邻居知道了,会不会赶我们走?”
她说她经常做梦。
梦见自己回到了乌干达的村子。院子还在。大太太还在。丈夫还活着,坐在院子里喝酒,笑声很大。
“我梦见他朝我走过来。我想跑,但腿动不了。他抓住我的手,笑着对我说:‘你是我的。你永远都是我的。’”
她尖叫着醒来。
一身冷汗。
药瓶就在枕头旁边。
她拿起来,倒出药片,吞下去。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新的刑期。
尾声:“如果有人读到我的故事……”
采访快结束时,我问阿玛拉,你希望读者从你的故事里看到什么?
她沉默了很久。
久到我以为信号又断了。
然后她开口了,声音很轻,像怕吵醒谁。
“我希望她们知道,一夫多妻不是‘文化’,不是‘传统’。”她说,“它是一座监狱。女人在里面,不是妻子,不是爱人,是财产。是牛换来的。是生孩子的工具。”
她说,约瑟夫没有害死她一个人。
“他还有别的妻子。我不知道她们在哪里,也不知道她们还活着没有。我听说二太太死了,也是那个病。五太太回了娘家,但娘家不会养她。她的孩子也许也感染了。”
她希望乌干达政府做点什么。
“法律说一夫多妻合法,那女人的命呢?女人的命不是命吗?”
但她最想说的,是给那些和她一样的人。
“如果你也得了这个病,不要死。”她说,“去找药。去大城市。去找那些NGO。有免费的药。真的。吃了药,你不会死那么快。你能活。你还能看你孩子长大。”
最后她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。
“我没有逃出去。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坐牢。但这个牢,至少我可以开窗。我可以看到天空。我可以告诉我女儿,妈妈病了,但妈妈爱你。”
采访结束了。
阿玛拉说她要去洗衣服了。今天有十件,能赚500先令。她可以买一公斤玉米面,一根甘蔗,给女儿买一个旧娃娃。
屏幕黑了。
我坐在那里,很久没动。
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,车水马龙。我想到地球的另一端,乌干达的太阳正在升起。一个26岁的女人,一个6岁的孩子,一间铁皮房,一袋救命的药。
和一纸永不到期的判决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人名、地名均做化名处理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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